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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女权主义中的性别意识刍议
20世纪西方女权主义中的性别意识刍议
作者:戴章伦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学院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7-30    转载请注明源文出处
    【摘要】性别意识是20世纪西方女权主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对性别概念的理解和阐释是女权主义理论至关重要的部分。作为一个犀利的批判话语,性别意识拓宽了女权主义理论家们的研究视野,同时加深了其理论研究的深度,使女权主义理论不仅没有偏安一隅,反之更是博采众长,为己所用,显示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终使女权主义成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关键词】性别;性/社会性别;女权主义

(一)性和性别

    20世纪60-70年代,精神分析学家R。J。Stoller和性学家J。Money,在对“性认知障碍”的形成原因进行实证性研究中,正式引入“性别”(Gender)一语 [1],以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性别自认(心理上认定自己是男/女)的作用。R。J。Stoller对“性认知障碍”患者的研究表明:一个男儿或女儿身的孩子,出生后即被当成与其生理性别相反的性别养育,久而久之形成的性别自认是很难改变的。J。Money在对阴阳人(俗称“半男女”或“两性人”,系生殖器发育不完全引起)和由于事故而失去生殖器的患者进行治疗和研究中,也发现并进一步证实:性别自认并不取决于人所拥有的生殖器官的属性,而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此外,一些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们还发现,并不像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生物属性被精确地划分为男性或女性,人类社会中常有居于男女两者之间的半男半女和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性别。【1】

    然而,人们还是对关于性和性别之间的区分以及相互关系产生了一些疑问,美国历史学家梅里·威斯纳-汉克斯在其近著《历史中的性别》中对这些疑问做了四个方面的概述:一,试图在男与女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界线,而这些界线又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早期生物科学家们以人出生时的外带生殖器来指定其性别,但有些人的外生殖器模棱两可,医学上称为“两性畸形”,这些人大部分被简单地指定为他们最为近似的那一种性别。到了20世纪70年代,则开始用染色体来区分之,但后来人们发现,染色体也不是绝对的,也有模糊的中间过渡范畴。于是人们终于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左右我们进行性别识别的显然不是诸如生殖器,染色体之类的生物学定义,而是一定的文化标准。“不仅染色体和激素是看不见的东西,在世界的大部分文化中,外生殖器也被衣服掩盖着。儿童从小就被教会这些性别标准——远远早于了解激素与染色体之前——就连盲童对自己文化里关于性别差异的看法也同样了解。”二,人类学中性别的多区间划分。汉克斯指出,“性别归属的基础并不是生殖器,而且一个人一生中的性别归属可能会改变”,他特别指出在一些文化里儿童和老人被视为不同于男性,女性的其他两种性别,在北美一些土著部落还存在所谓的“易装癖”;三,在心理学层面上,人们很有可能将自己归属于与自己生理特征相异的性别区间,医学上称为“性变态”。“性活动使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无论男女(或易性者)都可能受异性者,同姓者或者任何一个人的吸引”。四,用历史的历时态眼光看待性别,即性别是一个“述行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既成不变的角色,以此来驳斥那些本质主义者。【2】

(二)女权主义理论家对性别概念的阐发

    早在1949年,女权主义的先驱西蒙·德·波伏娃在其经典之著《第二性》中就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可以说,从波伏娃开始,女权主义者们就已经意识到女性的身份地位和历史文化的关系,并沿着这条道路不断探索,以期将女性从从属的地位中释放出来并排斥生理决定论对女性先天处于劣势的假设。上个世纪60-70年代,女权运动在美国蓬勃发展,涌现出大批才华横溢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她们开始运用相关领域的各种先进理论旗帜鲜明地向“生理主义”和“本质主义”提出挑战,开始对“性”(sex)和性别(gender)做出明确的界定和区分。早期的理论家们并没有用gender来表述这种区分,而是用了sex role (性别角色)来指称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后来她们发现,由于sex role中仍然有某种生理性别决定性别角色的成分,因而力图找到一个没有“文化包袱”的词来表述她们对此的认识。所以在70年代上半叶,她们开始用gender来指称有关女人的社会文化涵义。【3】

    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Margaret Mead(也译做:玛格丽特·米切尔或玛格丽特·米德)[2]在对太平洋岛屿上的萨摩亚女性的青春期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由于整个萨摩亚社会群体的“轻松愉快的”自由气氛,使得处在青春期的女性并没有表现出和所谓文明社会的青春期女性一样的焦虑,相反,在那里,“性是一种自然而令人愉快的事情,充分享受性快乐是一种自由”。Margaret Mead得出结论说:“以往我们习惯上认为属于我们人性中固定成分的行为的诸多层面,现在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可能结果。一国居民所有的行为,另一国居民可能并不具有,而这是和种族的差异无关的。”【4】米德强调,社会的外在压力对于处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人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7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理论家们开始普遍使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社会性别”一词是用来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5】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1975年在“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走向妇女人类学》)一书中发表的《女人——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一文,被视为女权主义中阐释“社会性别”理论的经典。在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盖尔·卢宾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这一概念,“她力图阐明‘性/社会性别制度’不是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作为初步的定义,一个社会的‘性/社会性别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6】盖尔·卢宾的“性/社会性别制度”极大地拓宽了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平台,在这个基础上,女权主义的各个流派分别从自身的理论视角出发,丰富和深化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内涵。

(三)女权主义各个流派对“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从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划分和阶级剥削的理论出发,着重探讨性别与阶级之间关系,认为阶级压迫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玛格丽特·本斯顿在《女性解放的政治经济学》中认为,女性可以被单独看作一个阶级,女性是指创造了与家庭相关的纯粹使用价值的一类人群。此观点引发了关于“家庭劳动”的争论。沃格尔认为,正是因为女性的家庭劳务生产的是使用价值,所以,相对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一种非异化的劳动。苏珊·桑塔格也认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家庭通常是唯一仍然可以找到几乎没有异化私人关系的场所”。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把女性归为情感生活的管理者会导致一种性结构的出现——“女性气质”——它本身就是异化的。【7】而本斯顿关于“女性作为一个阶级”的主张,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不以为然。佩吉·莫顿指出,女性不单单生产使用价值,还生产了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劳动力”。认识到女性的双重工作位置以及女性中间存在的阶级差别,莫顿反对女性形成一个阶级的观点。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男性也是一个多阶级的性别,假如把女性视为一个阶级会导致女性把男性而不是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敌人。【8】但正如激进女权主义指出的,无论在哪个阶级都存在男性压迫女性的现象。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区别正是在于,她们认为男权的压迫同阶级的压迫一样重要二者都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此派最重要的代表朱丽叶·米切在《心理分析与女权主义》一书中指出:父权制是一种非物质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一种有别于生产关系的独立制度。她在另一部著作《女性,最漫长的革命》中指出女性的被压迫和被剥削是通过四个领域来进行的,那就是生产、生殖、性和儿童教化。【9】因此,女性的解放必须经历一次心理革命来改变人们的观念。反对者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父权制的,因而不需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女性的压迫主要是“性别分工”造成的。艾里·扬声称:“把妇女推向边缘,从而使她们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本质和基本的特性。”【10】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都只是片面地从经济条件和阶级来界定性别,而“阶级”一词则很大程度模糊了两性之间的其他区别。因而,这两种由马克思理论衍生出来的女权主义充其量也只是告诉人们,女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于什么原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而并没有告诉人们,女人究竟何以为女人?难道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差别就消失了吗?许多人故而指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目的。

    激进女权主义是本质主义的代表,强调两性之间的生理和心理的差异,强调女性作为一个区别于男性的特殊群体的独立性,高扬女性的价值。她们使用“父权制”一词来说明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父权制”[3]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大男子主义”,“指的是由父亲做家长的机制”她最早是米丽特在《性政治学》中引用的概念:

    当某一群体统治另一群体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政治关系。如果这种关系长久地存在着,它就会变成某种意识形态(封建主义、种族主义等等)。所有人类都处于父权制之下:这些文明的意识形态即大男子主义。【11】

    米丽特还指出某些被尊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女性屈辱的性描写(如D。H。劳伦斯、亨利·米勒等),突显了个体领域中的政治关系,即“性政治”。激进女权主义还认为强奸是一种政治罪行,是迫使女人屈从的恐怖主义者的行径。“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它不是某一个体针对另一个体的专横的暴行,而是一个权力阶级的成员对无权阶级成员实行压迫的一种政治行为”,【12】此即为激进女权主义最为著名的口号:“Personal is political”(个人的即政治的)。

    激进女权主义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的强调时常体现在两性关系上,她们大多是同性恋的支持者,异性恋的批判者,但她们同时也指出,妇女解放并不等于性解放。女同性恋者中的激进派甚至认为,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就应该是女同性恋者,否则就是口是心非的女性主义者。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发展同性恋,才能使妇女得到解放。费尔斯通就认为,爱情是“虚伪的”,男性的爱情只不过是一些花哨的面具,掩盖了其真正的面具:性。阿特金森更加认为,爱情是一种疾病,是残害妇女的心理要点,女人通过与她的敌人(男人)融合来补偿其在政治上和身份界定上的损失。所以,她们的结论是:浪漫的爱情是女人的精神鸦片。

    激进女权主义中一个值得一提的理论是黑人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在其《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指出,走出家庭,争取社会工作权这样的女权要求在美国只能代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利益。当女权主义者们普遍关注性别关系及其社会结构时,贝尔·胡克斯把阶级、种族、民族等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其它社会因素引入性别研究。她揭示了性别、阶级、种族、民族等各种压迫得以产生和彼此关联的思想根源,即“竞争性的非此即彼式的思维”。【13】贝尔·胡克斯对激进女权主义的发展是意义重大的,激进女权主义在批判马克思女权主义是性别盲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自己同时也忽略了阶级和种族。对于黑人女性而言,恐怕当务之急是解决种族歧视而不是性别歧视问题。正如多诺万所言:“激进的黑人妇女女权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她们试图保留她们的种族和民族之根。”激进女权主义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理论便是同性恋理论,这些女权主义者们认为,“女同性恋”是男人发明的标签,用于指“任何一个敢于和他平起平坐的女人,任何敢于向他的特权挑战的女人,任何敢于把她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的女人”。她们主张女性之间相互界定身份而不必依靠男人,从而十分排斥异性恋,认为异性恋的基础是假定男权的权威,是一种看不见的政治制度(里奇语)。她们还强调不应该把同性恋仅仅看作是性的联盟,而应该看作一种生活方式。

    激进女权主义站在本质论的立场上肯定了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但同时以一种非常排它的姿态来肯定女性自身的价值,体现出微妙的女权制倾向。但不难发现,激进女权主义的这种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变相的鸵鸟政策,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即存的“性/社会性别制度”骄傲的逃避。现实是,妇女生活在起码存在着两种性别的社会中,无视男性的存在是不可能的,逃离或者避开与其接触更是行不通的。片面而极端地强调一种性别的权威和特质无异于否定现实中的性别差异。再则,既然人类的文明都是父权制的,处于这个文明当中女性群体是被“殖民化”了的,那么,“女性”这一主体的界定标准是否也是父权制的呢?激进女权主义者们欲要成为的“女性”,是否正是她们极力反对的父权制话语下的“女性”?

    20世纪后半叶,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女权主义理论家们敏感地意识到在后现代语境下,有必要对“社会性别”这一概念进行重新阐释。20世纪80年代末,琼·斯科特在《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中用后结构主义理论(Poststructuralism)对“社会性别”作了全新的阐述,她强调:“社会性别是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分子,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作为社会关系的一分子,社会性别涉及到四个互相关联的因素:1、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文化象征;2、对象征意义做出解释的规范性概念(在宗教、教育、科学、法律、政治理论中表达);3、政治和社会机构组织;4、主体身分的历史构成。作为表达权力的一个基本场所或途径,社会性别同权力的观念和权力的构成牵连在一起,因为权力的分配(对物质资源和象征意义资源的控制和支配)经常以社会性别观念为参照。【14】很显然,斯科特发展了盖尔·卢宾的“性/社会性别理论”,在斯科特的表述中,“社会性别”已不仅仅是一种将生物的性需要转化为生产的组织形式或者制度安排,而是一种权力的表达,是权力得以运行的机制之一。这一表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性别”的权力分配的本质,男性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和施行者,势必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组织方式以维护自身权力的方式进行整合,女性身处男性的话语霸权下自然要唯男性马首是瞻,仰其鼻息。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大师拉康(Lacan)在对弗洛伊德“前俄底浦斯阶段”的研究中对这种权力的分配和延续做了一番精致的解释。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4]力图表明,潜意识和话语一样,也是被建构出来的,男性的“阴茎”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是一种生理上的优势的象征,而是男性权力——势的象征,阳具代表了“父亲的法则”(Law of the father)是一种权力的“优先能指”。[5]

    从斯科特的表述我们还能看到她深受福柯关于权力知识形成学说影响。福柯认为,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因此知识的本质就是一种权力。被压制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而权力总是通过话语表现出来。因此,女权主义者们高呼要创造自己的话语,进行“身体写作”,“是生活用我的身体造就文本。我即文本。历史、爱情、暴力、时间、工作、欲望,把文本记入了我的身体。女性写作就是要消解语言中的男性成分,让女性的身体发言。”(西克苏语)安妮·莱克勒克(Annie Leclerc)阐述了女性身体快乐和女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15】受福柯思想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女权主义中还发展出一种所谓“酷儿理论”,[6]用来表达一些同性恋者(包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自觉将自己与主流文化分别开来的特立独行的文化立场。酷儿理论质疑一切使性欲规范化的通行方案,提倡多元化的性向实践。酷儿理论是当代西方理论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一个理论。

    随着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对后现代理论的不断引入,其对性别概念的理解也日渐解构。李银河指出,由于后现代主义要求“解构”,视主体为流动和变化的,所以就连使用“女性”这样的概念都被视为是本质主义的。“她们十分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并认为这些区别都不仅仅是同生理原因有关,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做出的解释,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16】

    后现代女权主义受到了许多指责,其中最尖锐的是关于它的政治软化效果。显然,当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们解构了女性主体这一概念,事实上就等于一笔勾销了以往女权主义者们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当先前的女权主义者们试图将女性从长期以来的被动客体地位中解救出来时,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们却将这一切连同自己进行了解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许多地方和长久以来女权运动的目标是对立的。所以有学者指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又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权主义不可能性’。”【17】无论是其强烈的反本质主义倾向还是中立、多元的立场,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们似乎试图向人们表明,可以存在一个无性别差异的世界,可以设想这样的未来,性别差异将因为没有人表达出来,或者说消失在话语之中而自动消失。正如许多批评家指出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对话语的过于关注,使其忽略了女性的身体事实。她们从学理上了消解了女性主体但并不等于现实当中这一主体不存在,这样的解构不仅没有给处于被动,压制地位的女性带来“生的希望”,相反却使原本生机勃勃的女权运功陷入一片虚无和混乱的泥淖。这其实与后现代主义自身的特点相关联“后现代主义是对世界背过脸去的;它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学说,而是关于其自身过程的学说;它是自慰性质的,冷淡的……按照这一学说,所有的现象都只是在一个特定的信息体系之外才有意义,在它之外就丧失了任何本体论的地位;所有的话语最终都丧失了它存在的基础。”【18】假如说激进女权主义者们企图以高扬女性的价值来消除两性间的差别,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是以完全否定性别差异的方式来调和两性之间的矛盾。

    当然,后现代女权主义强调女性的经验将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特殊的政治和伦理为后现代批评增加一种新的维度,体现出她的价值:

    或许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时间必须重新部署空间的时代?世界的新曙光?重塑内在性和超验性,显然要通过这道门槛——它从未被这样考察过:女性。那道可以通过粘液的门槛。超越于爱于恨、液体和冰之间的古典对立之外——一道总是半开放的门槛。嘴唇的门槛,对于二分法和对立来说是陌生的。【19】

(四)结语

    回顾20世纪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家们对“性别”概念的阐释,从开始的耿耿于怀到现在的潇洒释怀,许多人对女权运动的未来产生了沉重的担忧,认为未来的女权主义在理论将走向衰落,女权运动的发展将呈现出疲惫态势。这些担忧是不无道理的,然而,笔者认为,女权主义的目标不是为了取得理论上的优势地位,也不是将女权运动推一个莫须有的高潮。事实上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运动从来都是与女性的切身感受密切相关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运动的所有诉求都是将女性——这一人类社会中同样重要的群体,从历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被压制,被忽略的位置上被释放。而女权主义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探求两性平等和谐相处的途径。正如盖尔·卢宾所说:“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革命最终将要解放的不只是妇女。它将解放性的表达形式,并将人类社会从社会性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20】从这个意义上看,后现代女权主义也许是富有远见的。但是,谐和共处并不意味着要以无视和消解性别差异为前提。平等与差异并不矛盾,性别与性也并不是完全对立,就像人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女性的价值开始越来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生态女权主义到强调加强决策当中的性别考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女性身上特有的价值。虽然现实当中还是存在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但女性作为人类群体中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必将在未来的社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她将充分体现自身的特质,她将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走在时代的前沿,她将以充分的自信和饱满的热情,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两性的和谐共融做出不懈的努力,她的光芒将惊世骇俗。

注释

【1】林红,《试析性别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学术价值——从性别概念的形成谈起》,《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2】梅里·威斯纳-汉克斯著,何开松译,《历史中的性别》,东方出版社2003年1月第4页,第4-6页。

【3】【14】王政,《“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辨译》,《妇女研究论丛·争鸣与商榷》,1997.1。

【4】[美]Margaret Mead(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红、李姚军译,《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

【5】谭兢常、信春鹰:《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145页;转引自:杜洁,《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理论在发展中的运用》,《浙江学刊》,2000.2。

【6】【20】王政、杜芳琴著,《社会性别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页,第61页。

【7】【11】【12】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08-109页,第201页,第203页,第142、141页。

【8】戴雪红,《性别与阶级——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诠释女性解放的两种角度》,《国外妇女研究》1999.4。

【9】【17】【18】李银河著,《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7月,第156页,第190页。

【13】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15】杨莉馨,《试论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走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7月第4期。

【16】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哲学研究》,1996.5。

【19】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商务印书馆2003版,第137页。

参考书目:

梅里·威斯纳-汉克斯著,何开松译,《历史中的性别》,东方出版社2003年。

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李银河著,《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

[1] Gender一词原来仅作为语法出现,指示词的阴阳性

[2] 德里克·弗里曼在“Margaret Mead And Samoa”(《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中对Margaret Mead的结论提出了置疑,他认为米德在提出反面实例时,在一些根本性方面受到了带有浪漫色彩的幻想的影响,以至于在对萨摩亚女子的性爱观念进行描述时,带有先入为主的假设,此其一;其次,他认为,米德在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时,低估了这个民族在文化、社会、历史和心理方面的复杂性;最后,弗里曼指出,米德1925年至1926年的调查仅限于东萨摩亚的岛屿,而整个萨摩亚群岛包括9个有人居住的岛屿。

[3] “父权制”一词的使用是为了将维护性别歧视的势力同其他社会势力——比如资本主义区分开。有学者认为父权制的使用模糊了其他区别。父权制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不能解释男权的起源,因此难以结束男权统治的策略。用父权制好比是用资本主义来指一切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这一词的用处正是在于它区分了那些规定和组织了社会的不同制度。同样的词还如生育方式,该词是相对人们较熟悉的生产方式提出的。但是这个词汇将经济同生产相联系,性的制度同生育相联系,这就把两个制度的丰富内涵都缩减了,因为事实上生产和生育在两个制度内同时进行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涉及到再生产——工具、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我们不能把社会生产的多方面归入性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性制度局限于“再生产”这个词的社会意义或生物意义。(详见《社会性别研究》,王政、杜芳琴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31页)

[4]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发展,他以“Imaginary” (想象的),“Real” (现的), “Symbolic” (象征的),取代弗洛伊德的“ego”(自我), “it”(本我),“super-ego”(超我),揭示了主体在进入俄底浦斯阶段的亲属关系和乱伦禁忌之前,已经有了一次“镜像阶段”的自我认同。假如说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情感和欲望的潜意识动机,那么拉康则揭示了潜意识的动机,使人们发现,其实潜意识也是被建构出来的。拉康的第二个意义在于,他把主体的自我建构置于一个动态的框架中,主体是通过不断地同她(他)者的接触中塑造自我的。主体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内涵,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她(他)者,就有什么样的自我。“我即她(他)者”,主体从来不是她(他)自己,可以说她(他)是一个不断她(他)化的不稳定的变量,一个不断变换姿态的傀儡。拉康的“镜像阶段”有力地驳斥了弗洛伊德生理本质主义。这点得到女权主义者的赞同。但也有女权主义者在解读拉康的时候把他的理论视为“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既然象征的世界都充斥着父权的语言,那么女性从来就没有被象征化,她从来就没有被他者(父权的语言)认同,也就是说,在男性的话语霸权下,女性实际上是缺席的。这点后来被诸如西克苏,伊瑞格瑞,克莉斯蒂娃等女权主义者们进一步发展。进而宣扬所谓的女性写作,身体写作等等,以对抗线性的,理性的父权话语霸权文本。

 

[5] F·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一个符号是由一个所指(signified)—一个观念的因素,以及一个能指(signifier)—一个实体因素构成的。二者的关系是任意的,而不是一致的。而以罗兰·巴特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能指/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有目的性的,而非任意的,语言通向意义的途径比索绪尔料想的要复杂和难以捉摸。

[6] “酷儿”是(queer)的音译,原来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有“怪异”之意,后来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她(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文化非常态(nonstraigt)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参见《酷儿理论》,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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